非洲战地的一抹“安徽蓝”—— 安徽首支整建制联合国维和警队南苏丹维和纪实
◎ 文 / 黄洋洋 刘润宇 图 / 中国第七支（安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 黄洋洋
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曾经历过非洲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内战。在 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脱离苏丹宣布独立后，国内丁卡和努尔两大部族之间为争夺权力和石油利益发生冲突引发战乱，导致该国政治局势动荡复杂，经济萧条，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南苏丹是世界上唯一以保护平民为重任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其国内共有十个州。据联合国划分有战区五个，非战区五个。战区范围内，经常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因此维和警察有更多的难民保护任务。安徽维和警队的 12 名队员，就在战区内执行维和任务。他们中6人被派驻在首都朱巴战区，其余6人分为3组，每组2人，分赴瓦屋（wau）、马拉卡（Malakal）和本提乌（Bentiu）三个战区。
“抵达南苏丹一下飞机，我们就被惊到了。帐篷搭起的候机楼，还是第一次见到。”
紧急及时的支援，未曾预知的危险
按照当地部族的传统，死者必须第一时间带走安葬。于是部分死者家属和同部族难民已聚集在医院门前抗议，要求带走尸体。此时，对讲机里传来消息，在医院门前聚集的人群情绪越来越激动，随时有爆发冲突的可能，在医院看守尸体的警察要求增派支援。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徐勇的神经紧张起来，通过向指挥中心主动请示，徐勇和同事决定携一组防暴警察立即前往难民营医院进行增援。就在他们前往医院的路上，有一种愤怒的情绪正在周围“升温”: 越往前走，徐勇越感觉人群中有异样行为，少数难民开始指着徐勇和同事进行语言攻击，情绪激动。徐勇的尼泊尔籍搭档有过多次维和任务经历，注意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徐勇说：“勇，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好。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向前，可能会有危险。”
徐勇听取了同事的建议，立即退回到难民营门口。而就在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大规模冲突爆发。在医院门前控制局势的两组防暴警察面对几百名难民的冲击，完全没有抵抗之力，尸体被抢走，多人受伤。尸体被抢走前，一名瑞典维和女警与部族代表谈判沟通，就在谈判过程中，该女警遭到人群中暴徒使出的“闷棍”直击后脑勺，当场被打倒在地，造成脑震荡。
在“抢尸”事件发生的同一时刻，又有部分难民涌出到难民营门前进行抗议示威。难民营大门外是政府军设立的军事检查站，架着机关枪的武装皮卡停在主路上，枪口正对难民营门口。一旦难民冲出 200 米武器禁区“红线”范围，武装人员随时可能会开枪，一旦冲突升级，随时可能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我们的执勤范围是朱巴 1 号难民营和 3 号难民营。1 号难民营有难民约一万人，3 号难民营则有三万余人。比起那次事件发生的1 号营，3 号营情况更复杂，很多脱下军装的反政府军人和犯罪分子混在其中，其中不少人对维和力量有敌对情绪，平时就会对我们辱骂，甚至进行生命威胁，给很多警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毕竟同维和部队和防暴警察相比，我们未被授权携带武器。”徐勇对于那次事件记忆深刻，在事态平息后，他的尼泊尔维和警察搭档需要再次返回医院执行任务，出发前徐勇把自己的头盔递给了他。按照联合国的规定，维和人员在每一次上岗之前，都需要把防弹衣和头盔穿戴上身。南苏丹当地地面温度常常在四五十摄氏度，联合国配置的维和装备对于维和人员来说太过厚重，而安徽维和警队队员配备的装备都从国内配发，装备更好也更轻便。
“当地人发起攻击的时候，石块木块以及长矛铁棍砍刀甚至是枪支手雷这些越来越难以搜查到的违禁物品，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来了。”警员们在当地目睹了太多，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一座叛军重围的孤城，两位中国警察的坚守
本提乌是南苏丹团结州首府，距离首都朱巴直线距离 523 公里，北部石油重镇，也是反政府军努尔族人的传统居住地。2014 年南苏丹内战期间，政府军与反政府军在此地交战，这座城市几经易手最后成为一片废墟。2014 年一架为联合国本提乌基地运送补给的直升机被叛军击落，机上四名机组成员，三死一伤。更为残酷的是，反政府军在占领本提乌城期间制造了本提乌大屠杀，而这场大屠杀也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为“全球正在进行的内战中最恶劣的一场屠杀”。
连年的内战冲突和种族屠杀使得本提乌拥有南苏丹最大的难民营，其难民人数多达十二三万，而南苏丹国内处于联合国保护下的难民营内难民人数总共只有 20 余万。本提乌难民营人数占南苏丹难民总数一半还多，给联合国的物资供给带来了巨大压力。由于地面道路条件不佳，安全形势严峻，一年长达 6 个月的雨季前往当地的道路完全中断，联合国对当地的补给严重依赖空中运输，而联合国人员进出本提乌基地则完全依赖运输直升机来完成。很多时间里，这里就是一座“孤城”。
2018 年 6 月的一天凌晨，许志毅和搭档刚刚结束巡逻，正在车内待命。突然，两声沉闷短促的枪声划破雨季的夜空，随后约 50名难民急冲冲朝他们冲来，在巡逻车的灯光下，许志毅看见他们抬着一名满身是血的受伤男子。难民们激动地挥手表示该男子受到枪伤，需要用巡逻车立即送往医院。许志毅连忙打开后车门帮助其上了后排座，一路风驰电掣，驶往医院。途中，车上无人说话，甚至受了枪伤的男子也没有如电影里般痛苦的呻吟。巡逻车五分钟不到就赶到了医院，许志毅和同伴帮助将男子从车内抬下抢救。回到车内打开车顶灯，后排座垫满是鲜血，触目惊心。这边许志毅还没喘过气，就听见医院门口传来女人悲痛欲绝的哭声。医院宣布该男子死亡，身上两处枪伤，一处左胸，一处左腿。
后来通过案件调查得知，三名匪徒可能是从难民营周围的围栏破洞处钻进难民营，强行进入一联合国雇员住处，持 AK47 抵着该雇员抢劫财物，被抢者大声呼救，引来了隔壁邻居帮忙。随后三名劫匪慌忙逃窜，为了脱身，朝向其追赶的人群开枪。该联合国雇员的邻居身中两弹，最终倒在血泊之中。
毫无疑问本提乌是南苏丹生活条件最艰苦、工作环境最危险的任务区，而两名安徽维和警察此刻还继续坚守在这座孤城里。
难民营里的孩子 ，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
2018 年 6 月 1 日国际儿童节当天，安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的队员们分别来到各自所在难民营内的学校，为孩子们送去文具、足球以及为节日所准备的糖果等小食品，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愿。与难民营学校开展帮扶共建，是中国历批次维和警察的优良传统。受南苏丹多年内战的影响，南苏丹的儿童成为了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有的失去了父母，无人照看；有的随父母一起躲避战乱，流离失所；有的变成了童工，很小就做工补贴家用；有的甚至被招募为娃娃兵，遭受战争的直接伤害。
“大都是脏兮兮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背心、短裤，有时穿双鞋，许多是光脚，他们看到中国维和警察，总是很兴奋，大声的用中文说着‘你好’。他们用一双渴望的大眼晴看着你，表情无忧无虑，好像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看着这里的孩子，总是让人唏嘘不已，更是不由自主拿他们和国内的孩子们对比。我们无法能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孩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来自安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王军，早在 2005 年就曾赴科索沃参与维和行动，现在南苏丹马拉卡战区执行维和任务。在亲眼目睹当地难民营里儿童的生活环境后，他写下了上面那段话。
难民营中，有些人睡在窝棚，有些人只能睡木板，还有些人就只能直接睡地上。就算是如此的生活环境，当地人还是一直生孩子。“把孩子带到这样的世界，对孩子来说不是太痛苦了么？”安徽的维和警察们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但在当地人那里，他们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孩子们其实挺幸福的”。
7月28日，安徽维和警队瓦屋小组的李堃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刚刚过十二点，一个难民跑来跟我们报告，他老婆难产，希望我们用车把他老婆送到执勤点旁边的医院 ( 难民营里的医院没有救护车 )。就在我们呼叫基地联系救护车时，一大群人走了过来对他说了些什么。一旁的翻译告诉我们，由于时间耽误，孩子已经夭折，不需要救护车了。当班的所有维和警察都沉默了。这位父亲离开了执勤点走向医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剩下一个无奈的背影。”
“当地人也很单纯，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只要没有疾病，他们都是很开心的。”曾有难民问罗志勇，在中国你们生几个孩子？他回答如今已经可以生两个了。“两个孩子也太少了，万一死掉怎么办？”难民们反问道。在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下，多生也许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难民营里没有什么别的娱乐，孩子们唯独热爱足球。一个破烂的足球可以踢很久，一个矿泉水瓶也能踢上半天。这些孩子，非常贫困，但安徽维和警察们发现，这里的贫困和快乐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孩子们用矿泉水瓶自制玩具小汽车，一根线拉着就能跑；孩子们用泥巴做成手机、汽车、枪的模样当做玩具，能乐上好几天。对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就是这里的样子，生活原本就是这里的样子。
一天清晨，王军在联合国巡逻车的车载广播里，偶然听到当地电台采访当地难民的一段话，大概中文意思是：我们不想看到争斗，因为现在我们晚上很多人住在树底下，食不果腹，我们想要和平，我们想看到未来的希望。
南苏丹上空的彩虹，守望相助的曙光
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曾于 2014、2017 和 2018 年四次签署停火协议，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2018年 8 月 5 日，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与最大反对派领导人里克·马沙尔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签署和平协议，同意分享权力、组建过渡性联合政府，南苏丹和平进程再次迎来曙光。
安徽维和警队刚刚抵达南苏丹的时候，在参加岗前培训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让警队队长罗志勇记忆犹新。一名来自某东南亚国家的培训教员向大家介绍维和警察在难民营的工作情况与难民们在难民营的生活情况。他向在场的 12 名安徽警队队员和 3 名坦桑尼亚警察提出了一个问题 :what are you coming here for?（你们到这里是为了什么？）Don’t you come here for money? Money is the first thing for us.（你们还不是为了钱吗？钱对我们来说才是第一位的。）安徽维和警队的队员孙鹏果断地举起了右手， “For ourChinese, we come here not for money, we are for honor and glory!（对于我们中国警察来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道义和国家的荣誉！）其他在场的安徽警察也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无论当地局势如何发展，来自安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的警员们还将继续在当地据联合国决议保护难民安全，为人道主义救援提供支持，为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的力量。
◎ 文 / 黄洋洋 刘润宇 图 / 中国第七支（安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 黄洋洋
2018 年 4 月 18 日，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国第七支（安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的警员们站在 2010年海地大地震中牺牲的 6 位中国维和警察的墓碑前，默哀，敬献了花篮。四天之后，这 12 名中国警察登上了飞往东非国家乌干达的飞机。乌干达恩德培联合国后勤基地是联合国在非洲最大的后勤基地，维和警队警员们在这里进行了信息采集和基础培训后，奔赴他们此次任务的最终目的地——南苏丹共和国。
这个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曾经历过非洲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内战。在 2011 年 7 月 9 日南苏丹脱离苏丹宣布独立后，国内丁卡和努尔两大部族之间为争夺权力和石油利益发生冲突引发战乱，导致该国政治局势动荡复杂，经济萧条，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2011年11月，由 14 名中国警察组成的中国第一支赴南苏丹维和警队前往南苏丹，开启了中国警察参与南苏丹维和行动的序幕。2018年4月22日前往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的这支警队，是安徽省首次派出的整建制维和警队，也是目前中国在联合国全球 15 个任务区派驻的唯一一支整建制维和警队。
初生的国度，帐篷搭起的候机楼
初生的国度，帐篷搭起的候机楼
南苏丹是世界上唯一以保护平民为重任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其国内共有十个州。据联合国划分有战区五个，非战区五个。战区范围内，经常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因此维和警察有更多的难民保护任务。安徽维和警队的 12 名队员，就在战区内执行维和任务。他们中6人被派驻在首都朱巴战区，其余6人分为3组，每组2人，分赴瓦屋（wau）、马拉卡（Malakal）和本提乌（Bentiu）三个战区。
“抵达南苏丹一下飞机，我们就被惊到了。帐篷搭起的候机楼，还是第一次见到。”
现年 43 岁的安徽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副局长罗志勇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联合国维和任务，早在 2001 年，他就赴东帝汶任务区参加过 14 个月的维和行动，获得过联合国颁发的和平勋章和东帝汶警察总部颁发的特别贡献勋章，同时他也是此次赴南苏丹维和警队的队长。即使在这样的“维和老兵”眼中，南苏丹的恶劣环境也让人惊讶。虽然安徽警员们早就做好了吃苦的心理准备，但来到现实的任务环境里，还是用了一段时间来适应。
“初到任务区的时候困难太多。我们居住的是由集装箱或 PVC 板房改造的临时过渡房， 四五个人一间，没有独立卫生间，上厕所需要走到外面很远的地方。由于没有做饭的地方，吃饭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物资匮乏，饮食差异太大，很多队员很不适应。我们还吃自己带的泡面、脱水菜心，可也不能天天吃。”
当地饮食较为单调，为了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确保不生病，每天吃一粒合成维生素片已成为维和队员们每天的固定科目。同时，缺乏干净的饮用水更是队员们必须面对的大问题，后来只能每天买纯净水。非洲地区生活还需要面对严重的蚊虫问题，上厕所除了要长衣长裤，随身还必须要携带杀虫喷雾剂。首都朱巴，条件相对“稍微好一些”，另外三个战区的生活条件之艰苦，非普通人所能想象。有一次罗志勇从首都朱巴前往其他战区看望安徽警队队员，问起大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队员们表示希望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捎来几个鸡蛋”，他们已经很久没吃上鸡蛋了。
面对艰苦的气候条件、匮乏的物资和动荡的局势，安徽维和警队的队员们在首都朱巴接受了为期 10 天的岗前培训后就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状态中。但比起生活条件给维和警员们带来的困难，当地不稳定的局势，频发的冲突，才是对队员们生命安全的最大威胁。
难民营的“里”和“外” ，不可控的当地局势
在朱巴的朱巴山下，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营地一侧，木棒和塑料布搭起的窝棚一顶接着一顶，用于救助那些受战争波及的人。
联合国规定，难民营围墙向外200 米的范围内为武器禁区，禁止任何人携带武器进入，其中也包括南苏丹政府军的军人。由于南苏丹内战根本上的原因还是部族矛盾，在政府军（丁卡族为多数）取得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反政府军（努尔族为多数）很多人脱下军装躲进难民营寻求庇护。因此难民营的任何“出”“入”对于两方来说可能都会面临“你死我活”的状况。
“朱巴 1 号难民营是由中国维和部队负责，维和警察也会协同执行任务。如果有政府军进攻的情况发生，我们的部队就要保护。在武器禁区之外，政府军分别在两个方向的必经之路设立了检查站，对难民进行刁难、殴打甚至残害的情况经常发生。由于当地难民中的努尔族与外面的丁卡族积怨和仇恨较深，彼此进入对方的“领地”都会面临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量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化解冲突，减少人员伤亡。”在罗志勇看来，南苏丹维和任务所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
难民营的“里”和“外” ，不可控的当地局势
在朱巴的朱巴山下，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营地一侧，木棒和塑料布搭起的窝棚一顶接着一顶，用于救助那些受战争波及的人。
平民保护、保障监督人权、协助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监督停火协议，是安徽维和警队在南苏丹任务区执行的主要任务。由于各任务区都属于战区，警员们的主要工作还是围绕难民营内的难民保护展开，具体任务有难民营出入口管控、车辆检查、联合武装巡逻、社区警务、纠纷调解、案件调查等。对于难民营内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保护，更是重中之重。安徽的维和警员会参加定期或随机开展的搜查行动，对难民营内部人员进行突击检查，查看有没有隐藏的武器弹药、违禁物品，如毒品、管制刀具、爆炸物等。此外也会承担一些要员保护任务。
联合国规定，难民营围墙向外200 米的范围内为武器禁区，禁止任何人携带武器进入，其中也包括南苏丹政府军的军人。由于南苏丹内战根本上的原因还是部族矛盾，在政府军（丁卡族为多数）取得压倒优势的情况下，反政府军（努尔族为多数）很多人脱下军装躲进难民营寻求庇护。因此难民营的任何“出”“入”对于两方来说可能都会面临“你死我活”的状况。
“朱巴 1 号难民营是由中国维和部队负责，维和警察也会协同执行任务。如果有政府军进攻的情况发生，我们的部队就要保护。在武器禁区之外，政府军分别在两个方向的必经之路设立了检查站，对难民进行刁难、殴打甚至残害的情况经常发生。由于当地难民中的努尔族与外面的丁卡族积怨和仇恨较深，彼此进入对方的“领地”都会面临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量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化解冲突，减少人员伤亡。”在罗志勇看来，南苏丹维和任务所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
紧急及时的支援，未曾预知的危险
来自安徽省公安厅技术侦察总队的徐勇，是维和警队驻朱巴维和小组的一员。2018 年 6 月 3 日，徐勇和一名尼泊尔维和警察搭档在难民营内进行日常巡逻时突然接到消息 : 在朱巴 1 号难民营外敏感区域发现了一具难民尸体，疑似遭枪杀，尸体已被送往难民营医院等待尸检。
按照当地部族的传统，死者必须第一时间带走安葬。于是部分死者家属和同部族难民已聚集在医院门前抗议，要求带走尸体。此时，对讲机里传来消息，在医院门前聚集的人群情绪越来越激动，随时有爆发冲突的可能，在医院看守尸体的警察要求增派支援。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徐勇的神经紧张起来，通过向指挥中心主动请示，徐勇和同事决定携一组防暴警察立即前往难民营医院进行增援。就在他们前往医院的路上，有一种愤怒的情绪正在周围“升温”: 越往前走，徐勇越感觉人群中有异样行为，少数难民开始指着徐勇和同事进行语言攻击，情绪激动。徐勇的尼泊尔籍搭档有过多次维和任务经历，注意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对徐勇说：“勇，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好。我建议我们不要再向前，可能会有危险。”
徐勇听取了同事的建议，立即退回到难民营门口。而就在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大规模冲突爆发。在医院门前控制局势的两组防暴警察面对几百名难民的冲击，完全没有抵抗之力，尸体被抢走，多人受伤。尸体被抢走前，一名瑞典维和女警与部族代表谈判沟通，就在谈判过程中，该女警遭到人群中暴徒使出的“闷棍”直击后脑勺，当场被打倒在地，造成脑震荡。
在“抢尸”事件发生的同一时刻，又有部分难民涌出到难民营门前进行抗议示威。难民营大门外是政府军设立的军事检查站，架着机关枪的武装皮卡停在主路上，枪口正对难民营门口。一旦难民冲出 200 米武器禁区“红线”范围，武装人员随时可能会开枪，一旦冲突升级，随时可能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我们的执勤范围是朱巴 1 号难民营和 3 号难民营。1 号难民营有难民约一万人，3 号难民营则有三万余人。比起那次事件发生的1 号营，3 号营情况更复杂，很多脱下军装的反政府军人和犯罪分子混在其中，其中不少人对维和力量有敌对情绪，平时就会对我们辱骂，甚至进行生命威胁，给很多警察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毕竟同维和部队和防暴警察相比，我们未被授权携带武器。”徐勇对于那次事件记忆深刻，在事态平息后，他的尼泊尔维和警察搭档需要再次返回医院执行任务，出发前徐勇把自己的头盔递给了他。按照联合国的规定，维和人员在每一次上岗之前，都需要把防弹衣和头盔穿戴上身。南苏丹当地地面温度常常在四五十摄氏度，联合国配置的维和装备对于维和人员来说太过厚重，而安徽维和警队队员配备的装备都从国内配发，装备更好也更轻便。
“当地人发起攻击的时候，石块木块以及长矛铁棍砍刀甚至是枪支手雷这些越来越难以搜查到的违禁物品，不知道从哪里就冒出来了。”警员们在当地目睹了太多，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一座叛军重围的孤城，两位中国警察的坚守
按照联合国南苏丹任务区的统一部署，安徽维和警队的许志毅和张正辉于 5 月 14 日搭乘联合国运输直升机飞往南苏丹本提乌联合国基地执行维和任务。
本提乌是南苏丹团结州首府，距离首都朱巴直线距离 523 公里，北部石油重镇，也是反政府军努尔族人的传统居住地。2014 年南苏丹内战期间，政府军与反政府军在此地交战，这座城市几经易手最后成为一片废墟。2014 年一架为联合国本提乌基地运送补给的直升机被叛军击落，机上四名机组成员，三死一伤。更为残酷的是，反政府军在占领本提乌城期间制造了本提乌大屠杀，而这场大屠杀也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论为“全球正在进行的内战中最恶劣的一场屠杀”。
连年的内战冲突和种族屠杀使得本提乌拥有南苏丹最大的难民营，其难民人数多达十二三万，而南苏丹国内处于联合国保护下的难民营内难民人数总共只有 20 余万。本提乌难民营人数占南苏丹难民总数一半还多，给联合国的物资供给带来了巨大压力。由于地面道路条件不佳，安全形势严峻，一年长达 6 个月的雨季前往当地的道路完全中断，联合国对当地的补给严重依赖空中运输，而联合国人员进出本提乌基地则完全依赖运输直升机来完成。很多时间里，这里就是一座“孤城”。
在距离两位中国警察工作地东南方向不到 100 公里的城镇，政府军正在与反政府军激烈交火，双方互有伤亡。在两位中国警察工作岗位的周边也时常听到不明枪声。由于当地难民营内人数众多，居住条件简陋，卫生环境极差，难民营疟疾、伤寒、霍乱等传染病肆虐。进入雨季之后，在当地的 90 多名维和警察中就有 7 人感染了疟疾，对维和任务带来巨大的考验。
2018 年 6 月的一天凌晨，许志毅和搭档刚刚结束巡逻，正在车内待命。突然，两声沉闷短促的枪声划破雨季的夜空，随后约 50名难民急冲冲朝他们冲来，在巡逻车的灯光下，许志毅看见他们抬着一名满身是血的受伤男子。难民们激动地挥手表示该男子受到枪伤，需要用巡逻车立即送往医院。许志毅连忙打开后车门帮助其上了后排座，一路风驰电掣，驶往医院。途中，车上无人说话，甚至受了枪伤的男子也没有如电影里般痛苦的呻吟。巡逻车五分钟不到就赶到了医院，许志毅和同伴帮助将男子从车内抬下抢救。回到车内打开车顶灯，后排座垫满是鲜血，触目惊心。这边许志毅还没喘过气，就听见医院门口传来女人悲痛欲绝的哭声。医院宣布该男子死亡，身上两处枪伤，一处左胸，一处左腿。
后来通过案件调查得知，三名匪徒可能是从难民营周围的围栏破洞处钻进难民营，强行进入一联合国雇员住处，持 AK47 抵着该雇员抢劫财物，被抢者大声呼救，引来了隔壁邻居帮忙。随后三名劫匪慌忙逃窜，为了脱身，朝向其追赶的人群开枪。该联合国雇员的邻居身中两弹，最终倒在血泊之中。
毫无疑问本提乌是南苏丹生活条件最艰苦、工作环境最危险的任务区，而两名安徽维和警察此刻还继续坚守在这座孤城里。
难民营里的孩子 ，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
2018 年 6 月 1 日国际儿童节当天，安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的队员们分别来到各自所在难民营内的学校，为孩子们送去文具、足球以及为节日所准备的糖果等小食品，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愿。与难民营学校开展帮扶共建，是中国历批次维和警察的优良传统。受南苏丹多年内战的影响，南苏丹的儿童成为了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他们有的失去了父母，无人照看；有的随父母一起躲避战乱，流离失所；有的变成了童工，很小就做工补贴家用；有的甚至被招募为娃娃兵，遭受战争的直接伤害。
“大都是脏兮兮的，穿着破破烂烂的背心、短裤，有时穿双鞋，许多是光脚，他们看到中国维和警察，总是很兴奋，大声的用中文说着‘你好’。他们用一双渴望的大眼晴看着你，表情无忧无虑，好像忘记了自己所处的环境。看着这里的孩子，总是让人唏嘘不已，更是不由自主拿他们和国内的孩子们对比。我们无法能想象到世界上还有孩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来自安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的王军，早在 2005 年就曾赴科索沃参与维和行动，现在南苏丹马拉卡战区执行维和任务。在亲眼目睹当地难民营里儿童的生活环境后，他写下了上面那段话。
难民营中，有些人睡在窝棚，有些人只能睡木板，还有些人就只能直接睡地上。就算是如此的生活环境，当地人还是一直生孩子。“把孩子带到这样的世界，对孩子来说不是太痛苦了么？”安徽的维和警察们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问自己这个问题。但在当地人那里，他们得到的答案往往是“孩子们其实挺幸福的”。
7月28日，安徽维和警队瓦屋小组的李堃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刚刚过十二点，一个难民跑来跟我们报告，他老婆难产，希望我们用车把他老婆送到执勤点旁边的医院 ( 难民营里的医院没有救护车 )。就在我们呼叫基地联系救护车时，一大群人走了过来对他说了些什么。一旁的翻译告诉我们，由于时间耽误，孩子已经夭折，不需要救护车了。当班的所有维和警察都沉默了。这位父亲离开了执勤点走向医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剩下一个无奈的背影。”
“当地人也很单纯，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只要没有疾病，他们都是很开心的。”曾有难民问罗志勇，在中国你们生几个孩子？他回答如今已经可以生两个了。“两个孩子也太少了，万一死掉怎么办？”难民们反问道。在当地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下，多生也许更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难民营里没有什么别的娱乐，孩子们唯独热爱足球。一个破烂的足球可以踢很久，一个矿泉水瓶也能踢上半天。这些孩子，非常贫困，但安徽维和警察们发现，这里的贫困和快乐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孩子们用矿泉水瓶自制玩具小汽车，一根线拉着就能跑；孩子们用泥巴做成手机、汽车、枪的模样当做玩具，能乐上好几天。对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就是这里的样子，生活原本就是这里的样子。
一天清晨，王军在联合国巡逻车的车载广播里，偶然听到当地电台采访当地难民的一段话，大概中文意思是：我们不想看到争斗，因为现在我们晚上很多人住在树底下，食不果腹，我们想要和平，我们想看到未来的希望。
南苏丹上空的彩虹，守望相助的曙光
维持和平行动是联合国所从事的影响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工作，《联合国宪章》中明确了联合国的四大宗旨，其中“维持国际和平安全”被确立为联合国的首要职责和目标。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中国谋求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之一。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根据联合国官方对外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到 2018 年 7 月 31 日，共有 91249 名维和人员在全球执行维和任务，在这之中就包括中国派出的 2519 名维和人员。在这 2519 人中，共有 18 民警务人员，其中 12人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安徽维和警队队员。
南苏丹政府与反对派曾于 2014、2017 和 2018 年四次签署停火协议，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2018年 8 月 5 日，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与最大反对派领导人里克·马沙尔在苏丹首都喀土穆签署和平协议，同意分享权力、组建过渡性联合政府，南苏丹和平进程再次迎来曙光。
安徽维和警队刚刚抵达南苏丹的时候，在参加岗前培训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让警队队长罗志勇记忆犹新。一名来自某东南亚国家的培训教员向大家介绍维和警察在难民营的工作情况与难民们在难民营的生活情况。他向在场的 12 名安徽警队队员和 3 名坦桑尼亚警察提出了一个问题 :what are you coming here for?（你们到这里是为了什么？）Don’t you come here for money? Money is the first thing for us.（你们还不是为了钱吗？钱对我们来说才是第一位的。）安徽维和警队的队员孙鹏果断地举起了右手， “For ourChinese, we come here not for money, we are for honor and glory!（对于我们中国警察来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道义和国家的荣誉！）其他在场的安徽警察也都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无论当地局势如何发展，来自安徽赴南苏丹维和警队的警员们还将继续在当地据联合国决议保护难民安全，为人道主义救援提供支持，为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的力量。
